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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医患纠纷 关注“宁波解法”

2009-07-27 09:29:26 作者:董碧水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浏览字体:【

    宁波市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引入调解和理赔机制,其核心做法是,在医患纠纷双方之间介入了一个“第三方”力量。相当于在医患双方设置了一个“缓冲区”,把矛盾从医院内的冲突转移到院外调解,引导纠纷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这一做法,被舆论称为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 

    这种缓冲区的处理效果如何?本报记者走访宁波,对当地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进行调查。 

    中立第三方介入 

    去医院做刮宫流产手术,以为只是十几分钟的事情,没想到突发大出血,为了保住生命,医生切除了王女士的子宫。 

    30岁的王女士没想到,一次门诊手术会给自己留下终生的遗憾。王女士家在农村,和丈夫已生有一个女儿,但按照当地的政策还可以再生一胎。“如今,子宫没了,也就没了这希望。”王女士说。 

    医生向她解释,去年她做过剖腹产手术,属于疤痕子宫,而此次怀孕的孕囊正好附着在疤痕上,疤痕怀孕刮宫就很容易大出血。但王女士想不通:检查时,医生从来没说过有大出血的风险,“如果说过,起码我会考虑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王女士回忆,检查时自己做了B超,医生也并没有提示怀孕的位置不好。还有一个让王女士和家人无法接受的细节是,自己在医院检查的病历本,出事以后被医生拿走,拿回来后,发现病历的医嘱上多了“可能引发大出血”等字样,墨水颜色很深,显然被改动过。 

    于是,王女士和家人来到医院讨说法并提出了赔偿要求。 

    医院告诉王女士,按照宁波市政府出台的新的规定,对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以上的,需要向宁波市医疗理赔处理中心提出申请。他们还建议王女士到宁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立案调查解决。 

    调解委员会得到报告,也马上派员到医院调查。由于王女士一方拒绝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法明确主要责任。市调解委调查后,认为事情的发生既有王女士特殊体质的因素,也有医院医生诊断操作和预防估计不足的问题。考虑到对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王女士属于八级伤残,调解委员会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开始做调解工作,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医院同意按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中心的判定,补偿王女士109800元。 

    和医院代表在协议签字的当天,王女士拿到了109800元的现金支票。 

    同样。去年8月,28岁的张某感觉腹部疼痛,到宁波一家医院检查,得知患子宫肌瘤症,张某接受了医生子宫切除手术的建议并做了手术。但术后第二天,张某感觉腹部剧烈疼痛,呼吸也困难。后经检查是腹部肿胀,原因是体内直肠出现破裂引起。 

    医院赶紧给张某做了第二次手术,修补直肠。由于破损的直肠需要在体外修复后放回体内,一周治疗后,医院又给张某做了第三次手术,将修复的直肠放回体内。 

    出院后,张某觉得后面平白无故多挨两刀,完全是医生手术过失引起的,给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都造成永久的创伤。张某的父亲开始与医院交涉,并提出50万元的赔偿要求。 

    医院承认手术过程中确有意外发生,但同时提出,这和张某3岁时做过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手术有关。术后,直肠黏膜和子宫黏膜粘连在一起,加大医生摘除子宫手术的难度。并且,意外发生后,医院已做了积极弥补,让患者恢复了健康,不该赔偿那么多钱。 

    之后,双方各执己见。张某后向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理赔处理中心递交了要求调解和索赔的申请。 

    根据新出台的《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理赔中心受理了张某的申请。在7个工作日内,理赔中心到医院进行调查,查看了整个诊疗经过。他们根据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项目和标准,计算出医院该赔偿患者8.7万元,并将情况告知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据此调解委员会在医院和患者之间进行调解。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医院愿意赔付8.7万元。 

    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副主任邵峰说,值得一提的是,和王女士获得补偿款一样,张某这笔赔偿款也不全是由医院支付,而是通过宁波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由保险机构设立的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中心支付。 

    曾经每5天有一名医务人员被打 

    宁波引入调解和保险理赔机制解决医患纠纷,源于该市2008年3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的《办法》。据悉,这也是全国第一部专门用于处置医患纠纷的地方性政府规章。 

    宁波市卫生局医政与中医处副处长柯春海介绍,在《办法》出台前,与许多地方一样,宁波处理医疗纠纷的基本途径也只有三条:一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调解;二是请求卫生行政机关调处,鉴定医疗事故;三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自行协商往往双方对抗性强,容易出现‘医闹’;卫生行政部门介入,总被患者一方认为是‘父子’关系,很难让患者信服;而诉讼则要经历医疗事故鉴定、法医鉴定,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可观的鉴定费等成本高。”柯春海认为,这也是目前导致不少患者及家属不愿走司法途径、选择非正常解决渠道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小吵小赔,大吵大赔,不吵不赔”,其医患纠纷的结果是大多数患者选择与院方的“私了”,而最后则多是以院方赔钱了结,“而由此造成的,是纠纷数量逐年攀升,赔偿金额直线上涨。”柯春海说。 

    来自宁波市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宁波医疗纠纷的数量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攀升。同时,近3年宁波重大医疗纠纷赔款累计5472.97万元。在一家市级医院发生的病人死亡的医疗纠纷中,患方提出了588万元的赔偿要求;而在慈溪的一起医疗纠纷中,患方也向法院提出索赔50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一些医疗纠纷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有的还变成了极端恶性案件。”宁波妇儿医院医务科金惠铭说,在发生争议时,患方轻则吵闹医院,拉横幅、摆花圈、散发传单;重则聚众闹事,打砸医院,伤害医务人员,停尸公共场所,封堵医院大门。 

    据宁波卫生部门对年度医疗纠纷情况统计,之前,平均每6天就有一家医院严重被砸,每5天就有一名医务人员被打。3年中,医务人员被打的有213件、308人,医院严重被砸的有230件。“少数患方甚至雇用‘医闹’参加聚众闹事,还有的以‘跳楼’、‘自杀’等形式,或以威胁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安全等手段,胁迫医院赔钱。”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办法》应运而生。”柯春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既懂专业知识,又和医疗机构没有多大关系,医患双方都接受的中立调解机构从中调解,无疑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浙江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黄伟彩也认为,医疗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一类民事纠纷。目前,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地位的中立,不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之下,可以有效打消患者的顾虑,无疑是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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